从窃听丑闻论新闻媒体社会责任感

从窃听丑闻看新闻媒体社会责任感的缺失

总结

这次我主要讲的是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以及它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并从中看出新闻所谓的自由。在查阅了相关的媒体报道资料后我得出了自己的观点。在西方，或者说更容易得知窃听丑闻的世界，新闻报道，尤其是危机报道的实质便是“媒体绑架民意、民意胁迫政客、政客勾结媒体”这个难以解脱的恶性循环。反映出西方新闻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巨大矛盾。

1.无限夸大媒体的“公器”作用，否定媒体明显的政治属性。从西方媒体报道的情况看，《世界新闻报》同英国政界人物、警察等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这些联系达到什么程度还有待调查，但是从《世界新闻报》的做法可以看出，它所宣称的“独立”立场是虚伪的。在美国CBS电视台担任过近30年记者和制片人的伯纳德·戈德堡在2002年出版的《偏见》一书中披露了这家电视台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容，如：为什么美国大的电视网会在黄金时间漏报某条重大新闻？美国新闻机构政治上的考虑是如何压倒事实本身的？为什么美国的大媒体把一些人的激情演讲称之为自由演讲，而把另一些人的同类演讲称之为煽动恐怖主义？

2.代表公众利益还是追逐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充分表明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在这种利益驱动下，所谓的“客观、公正”和“独立”只是一种空洞的标榜。

3.以捍卫“自由”为名，滥用“新闻自由”。境外和西方不少媒体常常以“自由”和“人权”卫士的面貌出现，《世界新闻报》的窃听丑闻正体现了西方一些媒体对“新闻自由”的滥用。“新闻自由”不能成为侵犯他人尊严和隐私乃至他国和他国公民利益的保护伞。

我们可以看到，媒体们更多的关注在于所谓阴谋论，所谓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试图收购英国天空广播公司的大背景，所谓英国政府管理体制的疏漏，甚至给人感觉是一种抱着幸灾乐祸态度来报道这次事件始末。但这些新闻人可曾想过，一个早在1640便已经开始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政治的国家时至今日尚会发生这样的悲剧，体系尚未成熟，更何况是民主进程只有区区百年的中国。我们为什么不能从中看到些什么呢？也许，是我们看到了，但不能说罢了。而这后的黑幕也许便是中国媒体报道真正需要反思的。

以上是对这次事件的分析。根据老师给出的思考方向，重新审视架构了我关于危机报道的认识，并尝试了回答这些问题。

政府与媒体应该是什么关系？在我看来，最理想的是相互信任，即媒体通过自身在宣传上的优势弘扬政府政策的好处，而政府则给予媒体相当的自由。（具体来说，不过度干涉媒体报道的形式及内容，唯要做的是审核报导事件的真实性）因为我认为只要事件是真实的，那么媒体报道便毫无被阻止的理由。而一个想要不断进步的政府在发展过程必然会遇到各种问题，既然问题的出现并不奇怪，那么被报道也不奇怪，也就没有理由打压。所谓良药苦口，只有正视问题才可能解决问题。因此政府应给予新闻业足够的自由。

而对于新闻业而言，它具有代表大众监督政府的作用，因此不应该畏惧权力的压制，秉公执言。并且我建议新闻的报道可否只是呈现事件的始末并不添加评论或观点。基于之前所说的，报道真实事件，这样就够了。受众完全具有自我分析事件的能力，而之所以会产生偏差很大程度在于他们对事件的知晓完整度不够并受到媒体评论的影响。我觉得这才是如今会产生谣言之类现象的根本原因。基于此，我们应该给予受众分析事件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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